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017年和2018年关于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显示，上述五大主体自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以来，从来没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过合宪性审查要求。
因此，既然在谈宪法的司法适用，就应该像讨论法律的司法适用一样，强调宪法被作为裁判依据才能被视为符合司法适用这一内涵。[18]规章是行政机关创设规则的一种重要方式。
此外，在处理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问题时，如果经由人大系统提交，则可以在省级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进行自我审查，就有可能不用再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由此缩短周期并降低成本。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该领域主要围绕政治审议过程展开，依托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调整国家权力的构成、配置与运行，塑造政体框架。实践中此类争议相对较多，进入诉讼的可能性极大，将规章纳入法院附带性审查范围，既可积极回应民意诉求，也可进一步促进制定规章的规范化。[18]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检察机关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检察建议制度，实际也是在我国宪法体制下落实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责的一种制度化体现。
[12]合宪性审查的具体职责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关于其职责展开的具体论述，请参见于文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责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法院不能审查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规定了不同种类的公民投票，不同种类的公民投票对应着不同类型的公民投票案，不同类型的公民投票案的内容、实现形式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公民投票法保障立法原则创制案的规范密度最高。其次，在应对公民投票案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时，除按照议题分类，也应根据约束力不同对公民投票案进行分类。于法律、自治条例实施后，二年内不得修正或废止。因此，已通过的公民投票案是本文的主要分析样本。
罢免投票因同意票未达到法定门槛而未通过，而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黄国昌在剩余任期内不会再次遭到罢免。[23] 实践中，2018年公民投票案第16案通过后，台湾地区经济部于12月4日（公告之日起第5日）发函，公告电业法第95条第1项于12月2日起失去效力。
[29] 参见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林正道先生所提全民福利最优先。三、重大政策之创制或复决。（三）公民投票法保障不同公民投票案发挥实效的规范密度不同 由于公民投票案并非形式意义的法律，其实效主要依赖公民投票法的规定，也间接受到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的影响，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4.保障已通过全台湾地区性公民投票案实效的制度一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内容整理。2018年全台湾地区性公民投票案第10案、第12案所创制的立法原则与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有潜在冲突。
表3.已通过全台湾地区性公民投票案约束对象一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内容整理。2017年民意代表黄国昌因违背竞选承诺，推动同性婚姻法制化，而遭到社会团体发起的罢免。立法机构按照立法原则创制案制定法律后，2年内不得对其修正或废止。就明文排除公民投票事项而言，公民投票法第2条列举了预算、租税、薪俸及人事等4类事项。
受制于有限的资源，提案人难以提出多个公民投票案，而单一事项往往不足以达成目标。在坚持反对台独分裂的原则下，不仅要依照内容对公民投票案进行评价，也要按公民投票案发生效果的方式进行类型化分析。
对公民投票活动进行分类评价，在不否定台湾地区民众追求民主政治愿望的同时，精准反对那些体现台独分裂意图的公民投票活动，是研究公民投票制度的重要实践价值。鉴于台湾地区公民投票中已出现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涉及两岸关系的公民投票案的重要性，本文也会论及经过投票环节未通过的公民投票案的影响。
如果离开了人事和财政事项，创制或复决重大政策的公民投票案的实际效果将大幅缩水。从公民投票法向构成公民投票制度的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拓展，是全面分析台湾地区公民投票问题的必然要求。[31] 参见《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审查会通过条文对照表》，载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第106卷第113期（总第4515期）第二册，第26-28页。台湾地区2017年以前的公民投票法对公民投票案的通过规定了高门槛，并设置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控制公民投票的提案程序。[14] 参见吴庚、盛子龙：《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十五版），台北：三民书局，2017年。因此，在继续关注立法和公民投票案提案等公投前问题的同时，重视公民投票案通过投票后的实施和后续提案等公投后问题，方能更切合台湾地区公民投票制度的实际。
应密切关注涉及两岸关系公民投票案的死灰复燃或改头换面，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二）公民投票案约束力内容基于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的规定 将已通过公民投票案归入台湾地区实质意义上的法并不能当然保证其约束力的发挥。
从制度文本来看，公民投票法包含了特定情况下适用其他法律的条文[6]。2018年公民投票案第16案通过投票后，电业法第95条第1项关于2025年以前停止核能发电设备的规定被废除，但该公民投票案的效力范围受制于一案一事项原则，无法产生放射效力。
公民投票案约束力的对象、时间等方面特点，对于更好地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化解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政治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与此不同的是，在公民投票法的预设中，参与公投民众具备立法表达能力，但其立法设计能力有限。
因此，公民投票案不能被归入形式意义上的法范畴。公民投票案具有约束力，一旦包含台独分裂内容，其在台湾地区内部将造成恶劣影响和连锁反应。[24] 假如2018年公民投票案第13案通过，其落实面临来自台湾地区内部制度的困难。经过投票通过的公民投票案完成了相应程序生效后，方具备探讨约束力的可能性。
在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解释的实践中，许多不具备法律的形式的制度或规范被视为形式意义上的法，或作为司法院解释的结论，或纳入司法院解释的审查标的。公民投票制度涉及台湾地区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而公民投票法并不足以支撑整个制度，选举、立法、司法、行政等台湾地区宪制性制度也是公民投票制度的组成部分。
参照公民投票法的条文，本文将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案的类型以表格呈现如下： 表1.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案的类型与公民投票案条文对应关系 注：表中所列条文均为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的条文。要充分认识台湾当局各部门在落实公民投票案过程中的裁量空间和能动性，充分利用台湾地区内部制度运行机制化解可能的不利后果。
需要注意的是，一案一事项原则与未通过公民投票案也密切相关。[16] 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第170条。
一般而言，法的效力内容包括作用对象、时间和空间。[15] 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第80条。因此，本文未将这一类公民投票案纳入研究范围。以终止非核家园政策，重启核电机组，进而保障人民享有不缺电、不限电、不断电与低廉电价的自由？，改为您是否同意：废除电业法第95条第1项，即废除核能发电设备应于2025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之条文？。
涉及对象最复杂的是立法原则创制案，其要求行政机构研拟法律提案并报送立法机构，同时也要求立法机构按规定完成审议程序。台湾地区公民投票制度具有复杂性，其作为台独分裂势力工具的同时，也回应了台湾地区民众对民主政治的需求[7]。
四、对公民投票案约束力实效的限制 尽管学理上肯定公民投票结果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公民投票法的大量具体规定旨在保障已通过公民投票案发挥实效，但受到公民投票法限制性规定、司法监督制度以及责任机制不足等因素影响，公民投票案约束力的实效受到限制。对公民投票的研究需要更加全面、精准和体系化。
在这种规则下，相关公民投票案会被雪藏一段时间（一般为2年），经过公民投票法规定的期限后再次被提出。[35] 参见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2018年11月29日新闻稿《台湾医疗科技展结合产官学界能量》，蔡英文在出席活动时接受采访，指出第16案仅去除了实现非核家园的法律强制的时限，并不影响当局按照环境基本法推动非核家园的行动。
